阿Q和堂吉阿德意义(7篇)阿Q和堂吉阿德意义 文学的回顾，不朽的传奇一个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并且身兼着中国文化革命主将的头衔，一个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阿Q和堂吉阿德意义(7篇),供大家参考。
没有爱情的人顶多不够浪漫，没有友情的人就算得上不够幸运了。阿Q的爱情，其实谈不上爱情之说，“调戏”他小尼姑，对吴妈说出“我要和你困觉”，这之类的言行，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出于人类最自然的欲望，也就是心理学上说的“本我”状态。而堂吉诃德则不然，他有很美好的爱情幻想，他心中的杜尔西内亚无人能比，他愿意用荣誉和生命去维护她，终生为她服务，虽然她只是一个梦幻中的角色。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从某个层面来说是很值得钦佩的，毕竟我们现在谁敢自诩更看重精神恋爱？能像堂吉诃德那样一心一意毫无怨言的“爱着”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还有一点我觉得是堂吉诃德跟阿Q最大的区别，那是一种精神上的差距，遥不可及。阿Q作为中国传统的农民形象，目不识丁，而堂吉诃德多少是个乡间绅士，他痴迷于游侠小说正是因为他识字才能看，当然也不是说是因为他识字才害得他盲目追求不讲实际的。这在于一种精神的差异，在阿Q身上我们很难联想到涵养、气质、文化之类的名词，他就是一个倍受封建压迫剥削的苦难农民，温饱都是问题，谁还有心思去搞识字文化这类“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们顶多说堂吉诃德荒唐可笑，但没人说他是因为大字不识而做出那些莫名其妙的事来，但是我们更不能说识了字有文化的人就不麻木愚昧了，这里只是单纯的比较阿Q跟堂吉诃德两个人。俗话说知识改变命运，虽然堂吉诃德因为读骑士小说而使命运颇为荒唐，但这不能不说是“知识改变的”，相对于阿Q来说，堂吉诃德在我心中的形象要“文雅”得多。阿Q和堂吉诃德的出现无疑给当时社会掀起了巨浪，但是自《堂吉诃德》问世后骑士小说也真的奇
迹般地销声匿迹了，虽然塞万提斯的动机不单单是这般，但是确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阿Q正传》出版后引起了国民的广泛关注，但是为什么那么多麻木愚昧的人还是在残破不堪的中华大地上游魂一般的飘荡？这就不是单纯的比较谁的影响力更大了，因为一种现象远没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来得猛烈和不可撼动。看阿Q我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他精神胜利法的源泉到底在哪里？他卑微得连最后一件衣衫也被剥去的时候还会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都迷糊不清，又常常悬揣将来：“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其实他连老婆也没有。这是道家的乐观淡然还是佛家的望眼于虚无的来世？遇到什么事他总是想到好的一面，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去“自轻自贱”那剩下的就是“第一个”了，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俗话总说“要有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阿Q却总是有最好的希望，打算也是最好的，什么都好，到头来却什么都不是什么也没有，连糊里糊涂的被拉去砍了头也不自觉。只有在赢了钱又被抢去的时候才真正觉着失败的苦痛了，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另一个自己，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阿Q去静修庵偷萝卜被主持发现，阿Q自知理亏，却死要面子的耍无赖“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这不禁让我想起那些小孩子抢玩具时常说的一句话：“你说是你的，那你把它叫答应啊！”阿Q这行为无疑有点小泼皮了，跟耍赖的孩子似的，让人哭笑不得。我想难道中国那时候的环境就这般不堪
么？瞧瞧这人都变成什么样儿了！只能叫一具在地狱里挣扎的还有口气的死尸。让人看着都觉得愤恨，国不强则民不明啊！所幸堂吉诃德还没有这般麻木不仁，或许还可以说他是个“理想主义者”，虽然文学史上给他的评价无非就是脱离现实、耽于幻想、行动盲目的一个骑士小说痴迷者，但是他多少让人觉出点“人味儿”我们用点赞赏。性的话来说他，他也许算得上一个为了维护正义，拯救世人，甘愿牺牲性命的无畏勇士，他痛恨专制残暴，同情被压迫的劳苦大众，锄强扶弱，把清除人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虽然这都是受了骑士小说的不良影响，但至少他的出发点是好的，谁敢说有着这样理想的人是坏人？他把羊群当作军队冲杀过去的情景跟阿Q偷萝卜乍一看还挺像的，小孩子不也是把一些物什当作想象中的妖怪魔鬼去战斗么？堂吉诃德似乎不算荒唐，只是过于孩子气罢了，跟阿Q的无赖还是相距颇远的。但是他把磨坊的风车当作三头六臂的巨人，提矛舍命冲过去，结果被掀到在地不能动弹，把客店看作城堡，把妓女当作大家闺秀，硬要店长给他加封，结果别人戏耍他的他还一味的心满意足。看到这样的堂吉诃德我就觉得他不是有神经病就是快要得神经病了，要不就是眼睛出问题了，要不好好的东西在他看来怎么就变了样呢？这我不得不说西班牙那时候的骑士游侠小说太厉害了，把一个人都毒害成这样了，就差走火入魔了，不，也许已经入魔了。阿Q最大的法宝就是精神胜利法，他夸耀过去，放眼未来，真是一个“瞻前顾后”的人，挨了打能自轻自贱，这也能算作“第一个”，跟状元相提并论，要不一句“儿子打老子”更能让他心满意足。而堂
吉诃德的精神食粮就是幻想，一个人的幻想要是到了他那种程度也算是炉火纯青了，他是一个融愚蠢和聪明博学，荒唐和正直善良，无能和勇敢顽强于一体的矛盾综合体。阿Q和他都是靠自己的思想来战胜眼前的苦难，只不过具体形式不同罢了。阿Q的国民劣根性不管是由于他个人的缘故还是整个社会强压在他身上的，从哪个方面看都让人觉得可悲，甚至可恨。但是堂吉诃德的荒唐盲目都是有着一种深深的执念，他想像骑士一样扫除社会上的罪恶和一切不公平的存在，他认为他所遭受的磨难都是身为一个骑士所必经的，他找到自己和桑丘都能接受的理由——“这都怨我，我不应该举剑向那些人进攻。他们同我不一样，不是受封骑士，我违反了骑士规则，我觉得是战神让杨瓜斯人惩罚我。”这只能是他单方面的美好愿望，事实远比他想的更残酷，但是他活在自己的骑士小说里津津乐道。堂吉诃德最可敬也是最可悲的就是他的爱情幻想，《堂吉诃德》中写了很多的爱情故事，但这样的爱情没有一件发生在他身上。他成功时梦到的，失意时想到的，寂寞时念到的，都是一个可以说根本不存在的人——杜尔西内亚。他可以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污辱，却不能忍受别人对杜尔西内亚美貌的怀疑，他在冒险途中遇到过无数的美女，但他认为没有人能和他的杜尔西内亚相比。他为了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受了多少委屈心酸和悲苦，但他还是念念不忘，要是真有这么一个女子被这样爱着，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他是可悲也可叹，但是更多的是可爱，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可爱，好像他这个人站在那儿就代表了一种美好，对爱情的矢志不渝，很多女子梦寐以求的坚贞，在堂吉诃德这里找到了答案。
堂吉诃德最终醒悟了，看清了沉迷骑士小说的危害，这多少还是让人欣慰的，但是阿Q最终想的是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了。两个都是靠自己思想生活的人，跟作者的思想深度无关，说不清谁是谁非，全在自己的感受，历史长河已经把曾经的往昔冲刷泛白，但是他们所折射的那个社会的背影却久久萦绕于心，不肯离去。阿Q有阿Q的麻木愚昧，自欺欺人，堂吉诃德有堂吉诃德的荒唐可笑，执着幻想，翻着这两本社会大百科，我们只能用无法匹及的眼光仰视他们„„
虞雅芬
【期刊名称】《丽水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3(025)004
【摘要】在塑造阿Q和堂吉诃德这两个不朽的典型时,作家们都深刻地从哲学的高度观照人的精神领域,使他们成为人文主义的艺术结晶.同时,从堂吉诃德到阿Q身上的某些人类的共性及个性的分析中,可以了解到人类在精神领域内的某种继承和创新.
【总页数】4页(P20-23)
【作者】虞雅芬
【作者单位】宁波教育学院,人文学院,浙江,宁波,31501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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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直以来对阿Q和堂吉诃德的比较有很多，但是这些比较却未真正揭示出二者的本质深入的心理层面的区别，本文从二人的行为入手，深入其心理层面，并得出两人最根本的不同在于自卑与自信的区别的结论：阿Q是自卑的，堂吉诃德是自信的。
关键词：阿Q堂吉诃德区别自卑自信自鲁迅先生的小说《阿Q正传》发表以来，对于阿Q与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的比较就没有停止过。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种比较受到了更多理论家的关注。但这些比较多数停留在对精神胜利法及二者的悲喜剧性格上，对二者的分析也多是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此二人的道德境界方面进行的。但这些比较与分析对于阿Q与堂吉诃德的不同常人的行为本质却未做出根本的揭示，这两个人物最大的区别在于，阿Q是自卑的，而堂吉诃德是自信的。一、自卑行为阿Q在未庄总是闲人嘲弄撩惹的对象，侮辱攻击的目标，他并没有被未庄的其他成员所接受，原因在于他的贫穷和软弱。而对于这一点阿Q自己也是明白的，他清楚地意识到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他是渺小的，是任人欺辱的。这从他被赵太爷打了耳光他也并不敢有任何不何不满的表示可以看得出来。奥地利精神病学家阿德勒在其著作《自卑与超越》中提到，一般的自卑感是行为的原始决定力量，自卑感是一个人在追求优越地位时的一种正常的发展过程。他认为，人的行为都是出自於自卑感及对自卑感的克服和超越。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而优越感即是自卑感的补偿。一个健康、正常的人，当他的努力在某方面受到阻挠时，他就能在另一方面找到新门路，争取优越感。但是有些人却制定了错误的目标，使用错误的方法来追求优越感，将他们的努力转向生活中无用的一面，真正的问题却被遮掩起来或摒除不谈。阿德勒把自卑作为人所有行为的动因似乎有所偏颇，但这种理论对于我们分析阿Q的行为却是恰当的。阿德勒举了一个例子，如缺乏勇气的人，因为不觉得自己强壮，所以他们总是逃避困难，透过避免战斗，他们得到一种比本身更强壮与聪明的感觉，这种优越感是他们用来逃避自卑感的方法。阿Q正是如此，他因为贫穷面长期处于被鄙视状态，而他却并不愿意面对自身的真实状况，“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不谈及自己当下的贫穷，也不努力去改变这种贫穷的状态，却以这种自欺的说法来寻求心理的安慰和逃避自卑感。他打不过别人，便说：“儿子打老子!”类似的言语还很多：“我的儿子会阔得多”，“你还不配”，“孙子才画得很圆”等等。生活于未庄最底层的阿Q找不到生活的尊严，却通过欺负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体现自己的优越，他被王胡打了之后觉得十分屈辱，却不敢回击王胡，这时“对面走来了静修庵里的小尼姑。阿Q便在平时，看见伊也一定要唾骂，而况在屈辱之后呢?他于是发生了回忆，又发生了敌忾了。‘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了你!’他想。他迎上去，大声的吐一口唾沫：‘咳，呸!’……”戏弄了小尼姑之后阿Q便觉得心理得到了补偿：“他这一战，早忘却了王胡，也忘却了假洋鬼子，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晦气’都报了仇;而且奇怪，又仿佛全身比拍拍的响了之后轻松，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以欺负小尼姑的行为来遮掩自己被王胡殴打的屈辱，完全是因为自卑感在作祟。阿Q后来去闹革命，是想用暴力的手段获得自己不曾有过的生活而摆脱目前的被歧视处境，参加革命党对阿Q来说固然是盲目的，可却正如阿德勒所说“在另一方面找到新门路，争取优越感”其深层心理却是深深的自卑感。而且阿Q多数情况都使用了错误的方法来追求
优越感，只是一种自欺的方式，没有人肯定他，他便把自身所有的缺点转论为优点进行表达。所以阿Q的“精神胜利法”及其言行的本质是他的自卑感。
二、自信行为堂吉诃德因为读了骑士小说而把现实世界与小说中描述的骑士世界混为一谈，“满脑袋装的都是书里读到的荒诞故事……他对这一切深信不疑，居然以为他读到的那些痴人说梦般的胡编乱造都确有其事。”所以他甘愿放弃原有的乡绅生活而四处游荡，不顾自身的现实条件与其理想的巨大反差，只因为他认为自己应该也可以去扫尽人间的不平，表现出强烈的自信。屡次的失败却都使他重新踏上征途，面对困难有一种蔑视一切不以为然的大气。堂吉诃德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非正常的生活方式以及出现种种疯狂的行为，其原因是他对当时社会的判断：社会昏暗，民众处于苦难之中。他改造世界的方式是以不被世人理解和认同的骑士身份来实现的，在普遍的麻木状态中，某种真理的声音并不能被世人接受，大众普遍有势利心态，若对世界的改造不能以某种力量暴力和官方权威作为背景色彩，这种拯救只能遭到他人的嘲笑和拒绝，拯救者的弱小与拯救对象的庞大的巨大反差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但堂吉诃德并未对现实状况做出合理的考虑即狂热地纯动机地出发了，对于整个社会的责任心体现出他的自信心，认为自己应该并有力量去济困扶危。由于对自己理想的极度自负，堂吉诃德将严肃的现实生活变成自己的化妆舞会：旅店当成了城堡，卖身女成了贵妇人，羊群成了军队，风车成了巨人，理发师的铜盆成了魔法师的头盔，皮酒囊成了巨人头……他的种种的疯狂行为皆是出于对于自已和他的理想的坚定和自信。所以当他自以为自己解救了安德瑞斯之后，得意地自言自语：“绝世美人杜尔西娅台尔托波索啊!你真是现在世界上最有福的人!英名冠绝古今的堂吉诃德.台.拉曼却注定是向你拜倒，随你使唤的!谁不知道他昨天刚封授骑士，今天已经消除了穷凶极恶的的暴行呢!残忍的敌人刚才无故鞭打一个娇弱的孩子，他把那家伙手里的鞭子夺掉了”，这样近乎痴人说梦似的言语体现了堂吉诃德对自己的无比自信。三、自卑与自信的对比堂吉诃德与阿Q身上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也是人们拿他们进行比较的基础，他们的最大相似之处在于二人都会去故意忘记，忽略，消解挫折感和失败感。所以有人说堂吉诃德与阿Q一样都有精神胜利法，但这一说法并不合理。因为二人的’这种忘记忽略与消解是不一样的：阿Q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求生存而不可得的无奈，他必须忘却与忽略这种失败，为活着寻想理由和最起码的尊严，是深层心理是以忘记挫败来寻求虚假的优越。而堂吉诃德的故意忘记与忽略挫折是出于理想，狂热，同时也是为下一次游侠寻找理由和依据，同时把自己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自己无能为力的超自然力量和堂堂正正的战斗方式。他们的出发点即是不同的，阿Q是出于自卑，而堂吉诃德则对自我极度认同。他单枪匹马却想拯救世界，把自己当成中世纪的游侠，他不甘于平庸，希望以骑士身份以游侠冒险方式扫除人间不平与邪恶，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觉得自已是伟大的，虽然这伟大只是出于他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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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文学巨匠塞万提斯和中国现代文坛泰斗鲁迅,为我们成功地塑造出堂吉诃德和阿Q这两个富有艺术光彩的典型形象。
从这两个人物形象诞生起,他们的性格特征与精神倾向不知引起了多少读者与评论家的关注乃至心灵震撼。于是,堂吉诃德主义和阿Q主义也随之成为人们经常讨论的话题。他们一个生活在
20世纪初的中国,一个生活在16世纪末的西班牙;一个是卑微渺小的无业游民,一个是血统纯粹的有识绅士。这两个形象的可笑之处都是源于丰富生活的创造,又都是那么富有魅力,捧腹的同时又都予以无限的同情;在有褒扬的背后又有着深刻的批判。不少学者对阿Q和堂吉诃德的思想行为、美学品格方面的相似点进行了比较,探讨了导致这些相似点的深层原因。本文将这两个形象进行对比,力图分析他们之间的差别,重温其艺术形象的魅力。
精神胜利法的差别。鲁迅笔下的阿Q和塞万提斯勾画的堂吉诃德,均被认为是“精神胜利法”的典范,但二者在性质上也有区别。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消极的，“阿Q以如是等等的妙法克服怨敌之后,便愉快地跑到酒店喝几碗酒,又和别人调笑一番,口角一通,又得了胜,愉快地回到土谷祠,放倒头睡着了”。他借此
去麻木自己那颗因地位卑微、生活艰辛而充满痛苦的心,去适应那
种凄惨的生活,丝毫没有借此去改变现状的意思。阿
Q几乎成
了“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鲁迅有意突出他的这种特征,力图通过阿Q这一形象勾画出中华民族的灵魂，借以揭示中国当时那种愚弱的国民劣根性。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是积极的,在吃了亏以后,堂吉诃德仍安慰他的侍从“咱们经过的那些暴风雨,都是马上要天晴风定的征兆,表示时势要好转”。他借此鼓舞起自
己继续前进的勇气,使自己不至于因暂时的挫败磨灭了意志,被
一时的失败泯灭了其行侠仗义、救苦济贫、名扬天下的伟大抱负。塞万提斯赋予他的主人公以更丰富的内涵。他把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嵌进了表面上疯癫可笑的堂吉诃德的灵魂深处。
阿Q和堂吉诃德身上之所以具有精神胜利法，并且在程度和
性质上有所不同,是和中国与西班牙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
五四时期的中国和16世纪末的西班牙都处于新旧冲突的动荡时代。旧思想的畸形毒害，使阿Q和堂吉诃德都善于用精神胜利法来麻醉自己。但由于两位主人公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决定了其精神胜利法的差异。阿Q是中国封建意识长期毒害的牺牲品是国民劣根性的集大成者,理所当然地成为鲁迅抨击的靶子,其精神胜利法正是作
者竭力批驳并予以抛弃的旧意识。堂吉诃德虽然深受骑士小说的毒
害,但作者借他之口表达了自己人文主义的进步思想。在堂吉诃德身上,不仅有旧的、应该抛弃的一面,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新的、代表时代进步潮流的一面。因此,他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无论在程度上还是性质上，都与阿Q有显著的差别。
性格及教益的差别。阿Q的油滑、麻木、愚顽、憨拙在其性
格的构成因素中占主导地位,而堂吉诃德性格的构成因素则主要是
固执、痴迷、荒唐和疯癫。堂吉诃德的言行虽然荒唐、鲁莽但是只要
不涉及骑士文学,他便表现出渊博的学识,议论中常常充满真知灼见,而且富于幽默感,给读者带来一种强大的内在精神力量。比如堂吉诃德说过这样富有哲理的话:“名誉和美德是
灵魂的装饰,没有它们,肉体即使再美,也不算真美。我是生而自
由的,我要为自由而生存。我们对那些深沉苦海中的人,不该再向他们泼水。今在世,明日永诀,小羊迟早也跟大羊一样要被插
上烤肉的叉子。上帝给你的寿命,谁也休想在世上多呆几个钟头,
因为死亡是聋子,当它来敲生命之门时,老是那么匆匆忙忙,没有一样东西能挡得住它。无论是武力还是哀求,是王杖或是法冠。
不幸永远紧跟着天才。”而阿Q不仅行动盲目，而且出言俗陋粗
鄙,与泥沙无异,只是偶尔表现出一种近乎油腔滑调和强词夺理的清醒与机智。堂吉诃德虽然“一生空幻”,但他最后尚能“临殁见真”,以沉痛的含泪的教训告诫自己的外甥女永远不要嫁给读骑士小说的人。因此,他是在领悟到人生真谛以后才离开尘世的。而阿Q则是麻木一生,就是在死到临头时,他还若无其事地
说：“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他不像堂吉诃德,最终让我们
在为之惋惜的同时更多地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悔恨。
中西方文化背景下造成的差别。鲁迅是抱着批判国民劣根性的
目的写作《阿Q正传》的。事实上，阿Q这个人物也被读者视为中国
国民劣根性的象征。鲁迅对中国文明作过深刻的剖
析:“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
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
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这种文明必然会养育出卑劣的狼、羊双重人格:见了狼是羊，见了羊是狼。阿Q就是这种狼、羊双重人格的典型:在强者赵太爷、秀才面前,他固然只有挨打的资格;在弱者小尼姑面前,他却敢于肆无忌惮地动手动脚,又摸又拧!
这种狼、羊双重人格者在权势者面前,绝对逆来顺受,一旦得势,
则必定极其凶残，鲁迅是把阿Q作为中国文明的“标本”来批判
的。西方社会虽然也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西方文明本质上是基督教文明,其终极关怀在彼岸世界
,但由于,是彼岸
上帝之城”的自由、正义与博爱。堂吉诃德可谓西方基督教文
明的一个文学典范。他相信骑士小说中的荒唐故事,是因为心中有一位正义、博爱的上帝,相信“建立骑士道就是为了保障女人的安全,保护童女,扶助寡妇,救济孤儿和穷人”,“相信骑士
堂吉诃德是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的作品《堂吉诃德》中的同名主人公，也是一个的经久不衰的文学经典形象，而阿Q则是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勾勒出的一个幻想悲剧的人物形象，同样在中国文学史上富有盛名。这两个人物，一个出生在十七世纪的西班牙，一个出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一个是潦倒的乡绅，一个是社会最底层的贫民，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身份地位，不同的文化教养„„然而，再多的不同都掩盖不了这两个人物之间某种致命的共同点：爱幻想。只这一点，就不得不让历代批评家们将目光锁定他们，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分析，今天我又将开始这个老套的话题，表达我个人的一点看法。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对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异同进行阐述：
一、堂吉诃德和阿Q形象意义的比较首先，我觉得，不同的生活背景，注定了堂吉诃德和阿Q两个人物形象诞生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堂吉诃德背负的是一种讽诫意义，而阿Q则带着一种揭露意义。堂吉诃德诞生在骑士小说泛滥时期的西班牙，塞万提斯自己就在《堂吉诃德》序言中申明：“这部书只不过是对骑士文学的一种讽刺”，目的在于“把骑士文学的地盘全部摧毁。”虽然这部书后来的意义不仅于此，但我们还是可以明确得到一个信息：这部书是想塑造一个典型，通过这个典型来达到讽刺及摧毁的目的。塞万提斯希望通过塑造这个被骑士小说毒害的乡绅的一系列疯狂可笑的举动来向人们展示骑士文学的可笑性，从而劝导人们放弃骑士文学，在书中，表面上看来是堂吉诃德的亲友劝他不要沉迷于骑士小说，实际上是作者借堂吉诃德来劝告广大的社会群众不要再沉迷于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中。这样一来，堂吉诃德这个人物身上就背负着一种劝讽的责任，塞万提斯希望读者在讽刺堂吉诃德的同时，能够得到一种劝告。这种劝讽意义是集中在堂吉诃德一个人身上的，其他的人都是堂吉诃德疯狂表现的旁观者，由此看来，堂吉诃德与背景中的人物是处于一种对立位置的，他不属于戏弄他的那群人。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安排堂吉诃德在临终前终于醒悟，认识到骑士小说的毒害之深，他的那一段话就更明确的点明了作者的写作意图，至此，堂吉诃德这个人物形象也就完成了他的任务，达到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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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讽的效果（从《堂吉诃德》出版后，西班牙社会上骑士文学仿佛一夜消失可以看出）。阿Q诞生在中国黑暗的民国时期，在那个年代，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群众都显得麻木不仁，带着一种冷漠的态度面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处在那个社会底层的阿Q则是这种冷漠人物群像的一个集中代表，他盲目自大，又极度自卑，正是当时大多数中国国民的一种典型心态：既认为自己是泱泱大国的一员，然而又苦闷自己的国家正被各方面的势力欺凌着。他每天靠着一点零活聊以生存，精神生活一片空白，每天仿佛行尸走肉般。在那个社会，广大的社会群众就是处在那样的精神空虚中。所以说，在这里，阿Q就是那个群像中的一员，与那个群像是相融合，而不是相对的，阿Q身上背负的是一种揭露意义，鲁迅先生就是要通过阿Q来集中展示当时国民的一种精神状态，引起疗救的注意。由于阿Q的荒唐行动，他最后被送上了断头台，甚至在临死前，他都还没有放弃幻想（连老婆都没有的他还在幻想孙子的圈画得圆不圆），他的至死不悟，更突出了疗救的必要性。至此，阿Q身上的揭露意义也算是成功达到（鲁迅先生这篇文章发表后，也引起了当时广泛的社会关注及国人深刻的思考，直到今天，阿Q形象还时常警醒着人们）。
二、堂吉诃德和阿Q幻想意义的比较幻想，是这两个人物的最大共同点。然而各种因素也注定了他们的幻想也是大相径庭的。堂吉诃德的幻想是一种魔障，一种非自带的间歇性幻想症。他在清醒时是一个博学的绅士，只有在陷入骑士小说的虚妄中时才显得不正常、爱幻想。他是在追求成为一名骑士的过程中幻想自己遇到的各种挑战以及受到人们的愚弄时幻想那些苦难是成就伟大骑士的必经步骤，幻想是他追求事业的一种依靠。阿Q的幻想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病，一种可恨可悲的自身的劣根性。他几乎没有清醒的时候，他是一个人，但不具备正常人的思考能力，不会采用正常人的思考方式，社会底层的地位让他处处受排挤，受欺负，幻想是他在这个社会赖以生存下去的唯一法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堂吉诃德的幻想即使可笑，却还是带着一定的积极意义的，而阿Q的幻想则完全是一种令人痛心的逃避现实的自我催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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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不同质的幻想也各有自己的意义。堂吉诃德的幻想是外向的，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幻想。然而大多数人对这种幻想都是抱着一种娱乐的心态，看堂吉诃德在自己的幻想中头破血流，他们觉得是一种难得的娱乐，他们刺耳的笑声暴露出他们的残酷。所以，这种幻想不仅让我们感到堂吉诃德的可笑可悲，也让我们看到作者对那个残酷的社会群体的的披露。阿Q的幻想是纯属个人内心的。他对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在自己的幻想中自娱自乐，这种内在的幻想没有人知道，他也不敢让人知道。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我们还可以猜测，这种幻想绝不仅仅属于阿Q一个人，而是广大的社会群众普遍采用的一种精神胜利法。
三、堂吉诃德和阿Q引起的读者的心理反应比较堂吉诃德和阿Q有太多的不同之处，而由这些不同之处所引起的读者的心理反应当然也是不同的。堂吉诃德是在追求自己的理想，“行侠仗义”的过程中遭受到人们的愚弄。从他被欺负的那些离奇的经历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他沉迷于骑士小说的可笑、可悲，更可以看到那个社会的人的残酷，正如美国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所说：“《堂吉诃德》依然是一部粗糙的古书，书中充满了西班牙独特的残酷，毫无同情心的残酷，这残酷诱使一个孩子似的游戏的老人走火入魔。”所以我们看堂吉诃德，首先会笑，甚至是哈哈大笑，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可笑的人呢！然而看着看着，笑着笑着，我们会流泪，不是笑出的泪，而是一种心酸的泪。在现在这个社会，人们在奋斗的过程中，会遇到太多的坎坷、挫折，仿佛总是被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中。看到堂吉诃德被人们戏弄到遍体鳞伤，就好像看到在社会中摸爬滚打的自己一样，不禁为他也为自己掬一把同情的泪。排除他的疯癫性，他为梦想的执着也会让我们感动到流泪。我们在遭受多次挫折之后，很容易就放弃了，而堂吉诃德再两次被伤到抬回家之后还是不顾一切，勇往直前。这种拼搏精神不得不让今天的我们为之汗颜，并留下感动的泪水。阿Q在被比他地位高的人欺负后，只得讪讪的自我安慰，然而遇到比他更为弱小的人，比如小尼姑，他也会摆出一副自大的样子，去对他们进行欺辱。从这种欺辱中，获得自己的一种变态的精神满足。这种人性的麻木会引起读者们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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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牙切齿的恨。阿Q是穷困潦倒的，甚至无立足之地，只得借宿在破旧的土谷祠中，然而，他不思上进，不好好珍惜自己的劳力，对老人的劝告置若罔闻，在做各种零活获得一点点小钱之后，就去在赌博桌上挥霍，妄想在赌博中能够天上掉馅饼。最终，虽然赢了一些钱，却引起了其他赌博者的不满，被人揍了一顿后，抢走了全部的钱。带着一身的伤，如一条丧家犬般又回到破旧的土谷祠。饿肚子的时候就去偷吃的，被发现后，面对比他弱小的老尼姑，不仅不认错，还恬不知耻的狡辩。面对这样的阿Q，读者们只能摇摇头深深叹息，他虽可怜，然而更可恨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是人们普遍对他的看法。在看《堂吉诃德》的过程中，堂吉诃德会让我们笑到流泪，这泪中，有同情，有感动，也有对那个社会的嘲笑和愤慨，而在看《阿Q正传》的过程中，阿Q虽会让我们感到同情，然而更多的是让我们在一种深深的悲哀中痛哭流涕。
堂吉诃德，阿Q，这两个留名文学史的人物形象，因为他们的致命的幻想特点而被联系到一起，然而作为经典的文学形象，他们也各具特色。他们的幻想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幻想的天堂，在这个“天堂”中，他们的笑与泪不仅与他们自己相关，也引起了一代代人的笑声与悲伤。同样的幻想天堂，不同的笑与泪，值得引起我们每一个生活在现实人间中的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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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I106.4单位代码：10452
本科毕业论文
阿Q与堂吉诃德形象之比较
姓名学号年级专业系（院）指导教师
汉语言文学文学院
2013年4月10日
临沂大学2013届本科毕业论文
摘要
阿Q和堂吉诃德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两个著名人物，他们两个的形象分析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论题，以影响研究为前提，从平行研究角度来探讨两者同中之异，可以发现：他们同是游荡者但根源不同，都崇信“精神胜利”但内在动因不同，同是悲剧性人物但是内在质地各异，同是边缘人但走向边缘化的原因迥异。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两个文学形象诞生的社会时代背景有差异，一方面则是作者的创作意图不同。经由此比较，既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这两个文学形象的认知，也能帮助人们了解到秉持“拿来主义”，创造性地借鉴、吸收异域文学质素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堂吉诃德；阿Q；形象比较；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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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hQandDonQuixotearetwofamouscharactersintheworld'sliteraturehistory.Theirprofileanalysishasalwaysbeenthetopicofacademicconcern.Onthepremiseofimpactstudyandfromtheperspectiveofparallelresearchtodiscussthedifferentinthesame,itcanbefoundthattheyarebothroguesbuttherootisdifferent.Theybothbelievein"spiritualvictory"buttheinnermotivationisdifferent.Theyarebothtragicfiguresbuttheinnertextureisdifferent.Theyarebothmarginalpersonbutthereasontomarginalizationisdifferent.Investigatingitsreason,ontheonehand,becausethesocialbackgroundofthebirthoftwoliteraryimagesisdifferent,ontheotherhand,theauthors’creationintentionisdifferent.Bythecomparison,itisnotonlyhelpfultodeepenourperceptionofthetwoliteraryimages,butalsocanhelppeopleunderstandthe"copycat"andtheimportantmeaningofcreativelyreferenceandabsorbtheforeignliteraturequality.
Keywords：AhQ；DonQuixote;Imagetocompare；Cultural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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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阿Q与堂吉诃德形象的同中之异...........................................1（一）同属于游荡者但根源各异..............................................1（二）都崇信“精神胜利”但动因各异..........................................2（三）同是悲剧性人物但质地各异............................................3（四）同是边缘人但原因迥异................................................5
二、堂吉诃德与阿Q形象同中之异的原因探析...................................7（一）两个文学形象诞生的社会时代背景不同..................................7（二）作者的创作意图不同..................................................8
三、结语...................................................................8注释...................................................................10参考文献.................................................................10谢辞..................................................................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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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是鲁迅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1]里面的主人公，他以精神胜利法为人们所熟知。堂吉诃德是塞万提斯的长篇同名小说《堂吉诃德》[2]里面的主人公，他的疯癫荒唐被人们所嘲笑。他们是不同国家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创作动机下所产生的不同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两者虽时代背景、身份地位不同，个性特征也存在很大差异，但却在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本文主要是对他们的不同之处进行比较分析，以便我们能更好地把握作品文本，深入理解人物形象。
一、堂吉诃德与阿Q形象的同中之异
(一)同属于游荡者但根源各异
《堂吉诃德》和《阿Q正传》这两部小说都是通过主人公的游走反映社会的一个侧面，从行动轨迹上来看、从身份的界定上来说都属于游荡者，但他们游荡的根源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阿Q是地道的中国式农民，有着纯粹的小农意识，自私、愚昧、无知。他只求自身安稳，能自保，满足自己基本的生存。但他无依无靠，无亲无故，只能住在土谷祠，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所以他只是为了生存而游荡，是一种最无奈的选择。未庄呆不下去就去城里，城里混不住了就回未庄，无牵无挂的游荡于适合他生存的土地上。躯体的游荡只为填饱肚子，于人没有任何益处与危害。
堂吉诃德是一个西班牙的乡村绅士，有家有一定的资产还有佣人，生活虽不算奢华富裕，但有吃有穿，有人管家，有人伺候，也还称得上是个老爷。所以，他有足够的时间来看他喜欢的书。一个上了年纪的乡绅，过着碌碌无为的生活。或许，正因为上了年纪、碌碌无为，更深觉生活的无聊，更渴望激情与传奇，也更渴望冒险与刺激。这样，骑士小说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平台。[3]他沉迷于其中，似乎不在于小说“那晶莹剔透的文笔，曲折委婉的妙语”，而在于生活的无趣与对激情渴求的向往之心。所以他找出一个祖上留下来的头盔，骑上一匹瘦马，带上一个随从，开始了骑士游侠流浪的生活。他的目标是献身做游侠骑士，济世救人，干一番在他心目中所谓的万世流芳的大事业。所以他为自己制定了伟大的目标，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去游荡，这是他自己的主动选择。有优裕的物质生活不享受，却去睡荒野、被公爵夫妇耍弄，牙齿被打掉了，肋骨被打断了，九死其犹未悔，为了满足精神的需求而游荡，为了铲除人间的不平事而甘愿受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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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精神的游荡，是一种高层次的追求。
所以，阿Q的游荡是一种为满足基本生存而进行的游荡，而堂吉诃德则是为满足信念、理想而进行的游荡。阿Q是堂吉诃德的一个反衬，更衬托出阿Q的庸俗与作为一个旧式中国农民的无奈。
（二）都崇信“精神胜利”但动因各异
从精神层面上讲，阿Q和堂吉诃德都有精神胜利法[4]，但成因和内涵却不一样。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用精神上胜利的假象来掩盖和否认事实上的失败，以取得精神上的自我安慰和满足。恩格斯说：“人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目前的绝望处境，并借以维持自己的正常生存。”[5]
阿Q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失败者，但他却不肯正视现实，而以精神胜利法来掩饰自己的失败。他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没有属于自己的固定住所，只能寄住土谷祠；他一字不识，没有一技之长，只能靠到处打短工为生，是一个过着半流浪生活的雇农；他孤苦伶仃，没有强壮的体魄，甚至连他非常渺视的王胡也打不过；他无名无姓，没有父母、妻儿、兄弟姐妹，甚至没有亲戚，没有人关心他，未庄的人仅是活忙时想起他，活一完就把他忘了。为了避免孤立与精神孤独，阿Q需要与外界相连，寻求一种与社会联系的纽带，以确保生存，这就需要从自我走向社会，融入一个集体。但就在这个融入的过程中，阿Q却常常遭到打击，加上他孤零零一人，缺少母爱、亲情、友爱，没有人肯真心帮助他，所以终日奔波以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的阿Q是多么渴望安全感，渴望获得爱的满足以避免孤独啊!可是，当时的未庄，阿Q面对的是冷漠、无聊、势利、等级压制与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而阿Q无论在能力特性还是在体制特性上都属于劣势，在与外界发生联系时，只能处处采取人际防御策略和相应的心理内部防御策略，试图以此来对付软弱、无能、孤独等感觉。应该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在“未庄”这样一个冷漠无爱的环境中酝酿出来的，阿Q为了像其他人一样生存，不得不在日常行为模式中采取“精神胜利法”这种心理防卫策略，可以说这是一种基于现实本能的反应。
堂吉诃德却大不相同。他衣食无忧，看骑士小说入了迷，书中这样描述：“他全神贯注于书中，每天从早上到晚上，从晚上又到早上，他都沉湎于书中；这样，睡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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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的多，致使他脑力枯竭，失去了理智。他的想象中全是他读过的书里的东西，什么魔法、吵架、搏斗、挑战、伤口、献殷勤、爱情、苦恼以及各种各样难以忍受的废话，并且，这些东西是那么地令他着魔，以至于他相信，这全部虚构出来的东西和想象是真实的。对他来说，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些东西更具有真实性了。”[2]P25他是完全的把现实和想象颠倒了，把想象看作是完全的真实世界，把现实看作是虚幻的想象世界，所以才有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疯子都不会产生的最奇怪的想法，做骑士，戴上全副盔甲，坐在马背上，漫游世界，寻求冒险，把他所看的书中那些周游世界的骑士通常所做的事付诸于实践，书中这样描绘他的志向：“纠正每一件错事，在一个接一个的危险面前，挺身而出。到最后，他就准备去收获永恒的声誉和名望。”[2]P53正是这种强大的内驱力带动他去“降妖除魔”：他把磨坊的风车当作巨人，毫不犹豫地挺枪拍马冲过去；他把皮酒囊当作巨人的头颅，不顾一切的提矛杀去；他把羊群当作魔法师的军队，纵马大加杀戮；他跟比斯盖人进行恶战，跟杨维斯人进行搏斗；他为一个被曾经诱骗她的人无情抛弃的女人而和抛弃她的人进行决斗；他甚至敢单枪匹马面对一头凶猛的狮子而毫无畏惧之心。堂吉诃德将所遇到的“奇事”或者他无法用正常的逻辑来确定的事，全部归咎为“与我作对的坏魔法师”，把“杜尔西内娅”——他所效忠的“情人”作为自己践行“游侠精神”的支柱。
两者虽都有“精神胜利法”，但阿Q是毫无事实依据、没有任何原则的精神胜利，它只是出于人的本能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他的精神是贫乏的。而堂吉诃德却是在伟大信念支撑下的精神胜利，他有信仰，有骑士精神做指导，他信奉伟大的上帝，他按上帝的旨意来行事，除暴安良，铲除天下不平事，他可以为了信仰不顾肉体的疼痛甚至愿意为之付出生命，所以堂吉诃德的精神是丰富的。[6]
（三）同是悲剧性人物但质地各异
从艺术手法上来说,阿Q和堂吉诃德都是悲喜剧的结合体,从表面上看起来都具有喜剧外套下的悲剧内涵，但阿Q比堂吉诃德更可悲。关于悲剧美、喜剧美的本质,鲁迅曾作过这样的概括:“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喜剧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7]悲剧因为崇高的美的善的东西也就是有价值的东西被击碎、被毁灭,而使人感到悲愤,使人对美的事物达到更深的理解与认识。而喜剧却因为丑的恶的东西无价值的东西被揭露、被讽刺,从而使人从这种艺术讽刺中感到审美愉悦,所以它是通过对丑的、无价值的东西的否定来达到对美的肯定。[8]因此，悲剧与喜剧所引起的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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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感受正好是相反的。
先来说阿Q，关于姓氏问题，拥有姓氏本该是人在社会中最基本的权利，可对于阿Q来说，就连拥有姓氏这样合理的要求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被压抑的。他只能在酒醉后说出其实他也姓赵，然而却因此而遭到赵太爷“你不配姓赵”的痛斥，还被打了一记耳光作为教训，这把阿Q从幻想拉回了现实，统治阶级的残暴与无情也就立刻显现了出来。读者在这一滑稽的细节中会莞尔一笑，笑后却油然生出对阿Q的同情，试想他连最基本的姓氏权都被统治阶级剥夺了，那阿Q还有什么能被人们看得起？阿Q的“女人狂想曲”更是滑稽，他向吴妈的求爱不论从语言还是动作来看都是可笑的，但赵太爷可以娶“小”，秀才娘子能生育，而小尼姑又骂他“断子绝孙”，为什么三十来岁的阿Q产生要娶妻生子的愿望，就不自然和合理呢？在这场“恋爱的悲剧”中阿Q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女人们见了他就像躲瘟神似的躲开，没人再敢用他做工，可以说正是这一沉重的打击把他从未庄扫地出门。但读者在笑他无知无能后更有一丝悲凉涌上心头，诺大的未庄竟容不下一个小小的阿Q？是阿Q自己太无能还是未庄的人们太无情？而当阿Q体面地从城里回来时，眼见他发达了的未庄的女人竟也不再像躲瘟神一样的躲着他了，甚至连赵太爷也不敢像先前那么猖獗了。及至阿Q以为革命便是造反，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便心驰神往地向往革命，当阿Q满怀信心地敲尼姑庵的门说“革命”时，却从老尼姑那得知上午那秀才和洋鬼子已来革过一回了，这一盆冷水泼得阿Q措手不及。革命哪像他阿Q想象的那么简单，革不革命受害的不都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赵太爷家失窃，县令抓不住盗贼，却大炮轰蚊子似的兴师动众地来抓一个小小的毫无反抗能力的无辜的阿Q来当“替罪羊”，以致阿Q成了“革命”和上层人物争斗的牺牲品。而他周围的人是什么样的反应呢？包括“吴妈”在内的人都去看阿Q的示众游行，当一言不发的阿Q终于蹦出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话时，从人丛里,便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好!!!”来,他们不去议论阿Q为何被捕、该不该杀，却来看热闹，事后多半还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还说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白跟一趟了……。上层人物的昏庸，下层人物的麻木不仁，加上阿Q本身的不觉悟，酿成了最终的悲剧。在这个毫无人性与关爱的社会中，阿Q以他的死昭示这社会的黑暗与无情。阿Q是一个无知无产无能者，他一直生存在不清醒中，不知自己怎么来的，不知自己需要干什么，也不清楚自身所处的状况是什么，甚至连自己为何死、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是一个愚民的悲剧。他的悲剧除了自身不觉悟的原因，还有这个社会，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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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所生活的未庄的人们愚昧无知，以封建伦理纲常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由此也造成了人们的心胸狭小、畏首畏脚，在阿Q最落魄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来给他一丁点儿的安慰。可以说，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这样的悲剧，造就了这样的悲剧人物。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蒙昧社会所造成的蒙昧者的悲剧。[9]
再来看看堂吉诃德。在他那些在常人看来荒唐无比的疯傻癫狂举动（如与风车大战、释放囚犯、为了爱情在黑山吃苦修炼、和牧羊人打仗、拿铜盆当头盔等等）之下潜藏的动机却是铲除人间邪恶，纠正人世间每一个偏差错误。农民暴打牧童，强行把有情人拆散，公爵夫妇的恶意玩笑及对桑丘和堂吉诃德精神肉体上的蹂躏，反映出社会的不平等，同时也反映出了穷人的疾苦及富人的为所欲为。人们在堂吉诃德的游侠冒险中会发现他是一个善良而又可爱的人，他的荒诞不经的思想行为并没有淹没他那合理而崇高的情趣和意向。生活，在他疯狂的头脑中被颠倒了，但他主观上却是竭力要按照往昔“黄金时代”的面貌把颠倒的生活再颠倒过来。他为维护骑士制度做出的种种努力，是那样的虔诚、真挚而执着，没有丝毫的做作和矫饰。倒是那看似正常的社会和看起来正常的人们才是真正的不正常，他们过着正常人的生活，起居饮食都是那么的正常、有规律。但他们却不作为，把现实中的一切不平等看作正常或视若无睹。没有一个人像堂吉诃德一样站出来，为社会的不平等发出点呼声或做点事情，有的人就比如公爵夫妇倚仗有权有势对这样一个有着高尚思想的人开天大的玩笑、极尽讽刺与侮辱。19世纪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认为，“假如这种勇敢、这种善心、这种虔诚，假如所有这一切美好而崇高的品质，使用的切合实际和合乎时宜，那么堂·吉诃德本可以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他的身上没有自私自利的痕迹，充满的全是牺牲精神。在他的映照之下，那些看似正常的人显得那么猥琐与渺小。这是一个智者的悲剧，当他用超前的意识来行动时，整个社会都不容许。他的思想超前、行动落伍，致使自己的言行与社会格格不入才闹出一个个笑话来的，而这一个个笑话都从反面衬托出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加深了故事本身内在的悲剧性。可以说，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悲剧。
相比起堂吉诃德这样的博学、理智、为理想而奋斗的有知者来说，阿Q则是不知生死为何物，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地度过一生才是最可悲的。枉来人世，生命没有目标、价值和意义，阿Q让人感受起来更加悲凉。[10]
（四）同是边缘人但原因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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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和堂吉诃德都是边缘化的人,与时代的主流格格不入，但阿Q是被边缘化，而堂吉诃德是自动边缘化。“边缘化”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说法，就是非中心，非主流，或者说被主流(主流社会、主流人群、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主流经济……)所排斥，所不包容。阿Q和堂吉诃德都处于社会的边缘，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人们的笑料，成为人们嘲笑或讥讽的对象。
阿Q是想进入这个社会，想有一个家庭有一个正常的生活而未庄人却不给他这个机会。每当阿Q想进入正常的运行轨道时，未庄的人就会用一双无形的手把他推出去。未庄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村，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都相当的匮乏，而传统的道德思想却根深蒂固的紧缚着人们的思想，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女之大提防”等等让人们在行为上是慎之又慎。为了和别人取得共同语言，他和王胡比赛捉虱子，竟然因自己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的多而和他大打出手，引得周围人的一阵欢笑。为了出口恶气，也为引得喝酒人的喝彩，阿Q对无辜的小尼姑动手动脚，惹得小尼姑骂他断子绝孙。阿Q由此而想该有个女人了，就是说阿Q想有个正常人的家庭了。然而阿Q连这个最基本的要求也还是在现实中夭折。阿Q只对吴妈说了句“我想和你困觉”，吴妈就大呼小叫地闹着上吊，地保又借此搜刮了阿Q四百文，还给阿Q定下了五个条件：一、明天用红烛——要一斤重的——一对,香一封,到赵府上去赔罪；二、赵府上请道士祓除缢鬼,费用由阿Q负担；三、阿Q从此不准踏进赵府的门槛；四、吴妈此后倘有不测,惟阿Q是问；五、阿Q不准再去索取工钱和布衫。然而赵家却并不烧香点烛,因为太太拜佛的时候可以用,留着了。那破布衫是大半做了少奶奶八月间生下来的孩子的衬尿布,那小半破烂的便都做了吴妈的鞋底。[1]阿Q就是这样一次次地想要进入正常人的生活轨道,却又一次次的被人们推出轨道，不断地被边缘化，直至被驱逐出正常人的生活。
堂吉诃德却是另外一番情形，他的家庭是很想把他拉回正常人的生活轨道，他却总想着主动脱轨。堂吉诃德家里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女管家，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外甥女，还有一个能种地能上街的伙计，经常替他备马和修剪树枝，这本来是挺幸福挺滋润的小日子。可以说，堂吉诃德是因为自己看骑士小说入迷，失去理智才决定去做骑士游走“江湖”，立志铲除人间邪恶的。堂吉诃德是主动地脱离了正常生活的轨道的。堂吉诃德第一次出去游历，被打伤后被路过的同村农民带回家，经历此次重大打击之后他仍痴心不改，进而说服临近的农民桑丘跟他一块去进行第二次的游历冒险，家里人又是想方设法的把他弄回家，希望他过正常人的生活。然而堂吉诃德的骑士瘾还没有过完，他又和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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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第三次偷偷地出去游历，直至被邻居假扮的骑士打败后才遵照约定回到家中，直至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间，堂吉诃德才逐渐清醒，他开始悔悟自己的所作所为并最终彻底弃绝了骑士小说。实际上，堂吉诃德在游侠的过程中是按照自己头脑中的幻想来生活的：他按骑士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说骑士最好的休息是战斗，不吃不喝是为爱情苦苦修炼；他认为对于他来说，人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说，之所以珍重自己的生命，无非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综上可知，阿Q由于社会原因是被边缘化，而堂吉诃德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主动脱离正常人的生活，是自动边缘化的。
二、堂吉诃德与阿Q形象同中之异的原因探析
（一）两个文学形象诞生的社会时代背景不同
西班牙经过光复战争，完成了国家的统一，雄霸欧洲，远征美洲，造就了西班牙的“黄金世纪”。这一时期，西班牙的文学也繁荣发展起来，尤其是骑士文学，在西班牙曾风靡一时，各种作品层出不穷。它对于冲破中世纪神学禁欲主义的束缚、对人性的解放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不过随着后来封建经济的解体和火枪火炮在军事上的使用，骑士文化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15世纪开始甚至在骑士群体中出现了一批专事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强盗骑士，而骑士文学也开始变得愈发庸俗化。塞万提斯生活的时期，也就是16、17世纪的西班牙，正经历着由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转折期,西班牙还流行着五六十部粗制滥造、荒谬愚昧的骑士小说。塞万提斯决定创作《堂吉诃德》，“把骑士文学的地盘完全摧毁”，堂吉诃德这一文学形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20世纪初，也就是《堂吉诃德》出版后的300多年，中国也进入了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唤醒了中国人沉睡已久的“理性”，这不仅是对中国封建传统思想的巨大冲击，更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国文学由此而开始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近代许多有志之士，在努力改革中国社会的同时，也曾经尝试着改革封建旧文学；但终因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种种努力都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为了能唤醒民众，改革中国，留学日本的鲁迅先生毅然弃医从文，全身心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成为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锋。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首先向中国几千年来吃人的封建制度发起了猛烈的抨击。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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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又创作了小说《阿Q正传》，更是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笔法，深刻暴露出中国人的劣根性，而这也正是“旧社会的病根”所在，阿Q这一文学形象也就在这样的特定背景特殊的时期出现了。
可以这样说，《堂吉诃德》和《阿Q正传》都是反映巨变时代的产物，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它们都产生于社会文化的重大转型期，前者产生于由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时期，而后者则产生于由封建社会转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
（二）作者的创作意图不同
从作者的创作意图上来看，塞万提斯认为骑士小说对读者来说是精神鸦片，会使人落入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创作了《堂吉诃德》，塑造了堂吉诃德这样一个读骑士小说入迷而做了许多蠢事的人物，目的就是为了批评骑士小说。他认为消灭骑士文学将是把西班牙从封建主义的锁链里解放出来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思想启蒙。他在把骑士道精神放在堂吉诃德身上的同时还把人文主义灌入其中，使得堂吉诃德一方面疯疯癫癫、横冲直撞，另一方面又聪明博学、无私无畏，充满人道主义精神。[11]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想通过“揭出病苦”，使人们惊醒起来进行“疗救”；改造国民性，清除封建思想的毒害，进行有效的抗争。他写作的目的就是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阿Q集中了国民性的许多弱点，如自欺欺人、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又盲目趋时等缺点。[12]
三、结语
可以肯定的是鲁迅在创作《阿Q正传》时或多或少的曾受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的影响。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时就曾接触并珍藏有德文版日文版的《堂吉诃德》,后来又有多篇相关文章提及塞万提斯和他的《堂吉诃德》。如《集外集拾遗·〈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二心集·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南腔北调集·真假堂·吉诃德》以及《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三》等等。1921年鲁迅先生在北京的《晨报副刊》连载《阿Q正传》。上世纪30年代，鲁迅又和瞿秋白一道（前者从德文，后者从俄文）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1941年《上海周报》发表荷影一篇题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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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董·吉诃德”和“阿Q”——并介绍〈解放了的董吉诃德〉》[2]的文章说:“董·吉诃德和阿Q两个人的名字,很流行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之间……一般人都把董·吉诃德与阿Q‘无意间’并列起来。”也就是说，鲁迅是受《堂吉诃德》影响的。[13]虽然鲁迅和《堂吉诃德》接触比较密切，但文学上的创作有很多制约因素，即使是受其影响也只是一点创作的契机或灵感的激发，或原型启示，作者在进行创作的时候的往往会突破原有的框架结构，在本国文化的背景下融入自己的民族特色、心理特征，创造出独属于本民族的那个“一”。也就是说我们承认鲁迅创作阿Q是受《堂吉诃德》影响的，而阿Q又在与堂吉诃德平行的点上超脱出来，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人物，让人一眼就能辨认出来他身上的明显特征，这就是借鉴性突破。[14]
不同的作者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创造出的人物形象当然会千差万别，但这也不能否认不同人物身上存在的共同点，因为有些感情人们的心灵是相通的、有些行为是相似的。所以这里也就存在时间先后，借鉴与被借鉴的问题。鲁迅对《堂吉诃德》的借鉴并不局限于“拿来主义”，而是经过自己的筛选、加工、整理，在融入本土的一些元素，创造出那个独特的“一”，从而使阿Q具有不可代替性。所以，当我们在借鉴别人的文章或作品进行创作时，要抓住文本的实质与精髓，把握人物的内质，看它哪一点是我们所需要的，无论是写作技巧还是艺术手段，即使是内质一致，也要运用不同的表现方式把它表现出来。而如果想创造出不朽的作品，光借鉴别人是远远不够的，就像鲁迅创作阿Q一样，正是因为鲁迅对国民的性质有一个深入骨髓的了解，他本来就能创造出一个能够“刻画国民灵魂”的形象[15]，《堂吉诃德》只不过是一个引线或者引爆点罢了。能创造出阿Q这个形象，靠的是鲁迅先生独特的观察力和深厚的文学功底以及敢于向别人学习的开放精神。因此，我们在今后的创造中，不仅要深入细致地去观察生活，抓住事物的本质，还要博览群书，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在浩如烟海的知识中拾取那些对自己有用的、能激发自己灵感的知识。这需要的不仅是时间上的不断积累，更重要的是在量的积累基础上取得的质的突破。尤其是在文化交流如此频繁的今天，文学上的交流也加快了脚步。我们在吸收接纳外国文学时，更该深刻了解作品内容的本质，吸收他们的长处尤其是能激发创作思维的东西，敢于“拿来”，创作出有民族特色的文学。只有先成为民族的，才能成为世界的，才能与世界文学长廊中的既有典型形象相互映照又独具特色，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事业才会历久弥新、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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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这几句出自《鲁迅小说集》（一）中《阿Q正传》的第38页。这里的“董·吉诃德”在当时音译时和现在的译法不大一样，“董·吉诃德”就是现
在的“堂吉诃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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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大学2013届本科毕业论文
谢辞
在论文完成之际，我的心情万分激动。从论文的选题、资料的收集到论文的撰写编排整个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的热情帮助。
我要衷心感谢一直以来给予我无私帮助和关爱的老师们，特别是我的导师尚玉峰老师。本设计在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业已完成，从课题选择、方案论证到具体设计和调试，无不凝聚着老师的心血和汗水，在此向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此，还要诚挚地谢谢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和同学，谢谢你们，你们对我的关心、帮助和支持是我不断前进的动力之一，我的大学生活因为有你们而更加精彩。
2013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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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万提斯和鲁迅分别在其小说《堂吉诃德》和《阿Q正传》中塑造了世界文学画廊中两个富有艺术真实的不朽形象,即充满奇情异想的堂吉诃德和饱受世人冷落的阿Q。从两个异族形象的
审视中,发现他们脱离实际耽于幻想,有着可悲可喜的双重性格,
即表现出主体在幻想中是否积极主动,在精神胜利中脱离现实多少,
在悲喜性格中偏向悲或喜的程度大小等。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对两个艺术典型的再认识和再探究。
.行走于乌托邦的边缘而丧失自我
堂吉诃德和阿Q在小说中扮演的是乌托邦式的主体人物，他
们用信心和热情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结果主观幻想在与客观现
实作斗争的过程中矛盾异常突出。两个主体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体
验和艺术加工:“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1](p111)从这个角度而言,两个艺术形象有可比性,可对其进行现实观照。
堂吉诃德生活于十六世纪初的西班牙,当时封建的生产关系尚未完全终结而资本的生产关系尚未发展完善,人文主义的代表堂吉诃德为理想而斗,但旧的封建势力不可能把他们的天下拱手相让,
堂吉诃德的长矛在火枪的攻击下终究不堪一击。
阿Q生活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此时是旧的封建意识
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倡导西方“民主”、“科学”的思想相交锋的时
代,新的思想并未完全渗透他的头脑而旧的思想却根深蒂固。
然而“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2](p1)他的幻想化为乌
有。
从两个人物的经历中,看到其主观想象的世界与社会现实是多么地“风马牛不相及”,他们的感性认识导致了对理性把握的
不合理,这是对耽于幻想却又脱离实际的总体认识和评价,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堂吉诃德缺乏基本的现实感和简单的判断力,想用骑士所凭借的长矛来建立人间天国,但骑士制度赖以生存的土壤已经贫瘠改变
不了旧有的社会制度。他幻想着一个“不懂得什么叫‘我
的',什么叫‘你的'的理想社会和黄金时代”,[3](p200)现实信自己是上帝主持公道的工具,他的手是清除世上一切罪恶的手”,[4](p199)事实上他是一个骑着“罗西南多”的瘦老头。
的残酷使主体对乌托邦社会的改造显得苍白无力。
堂吉诃德深
阿Q是个一贫如洗,没有籍贯姓氏且不敢张扬的人,他衣不
蔽体,食不裹腹,行走于土谷祠之间,在戏台下偷摸女人的大腿;
他需要人身安全和自尊安全,却被人无情奚落;他需要归属和爱,
可赵太爷骂他不配姓赵,吴妈惧怕他而无处寻觅所爱。
堂吉诃德和阿Q都是以“幻想”为核心的乌托邦式的人物
主观上无视时代的变迁恪守陈旧的道德生活准则,导致客观上受到束缚严惩。但他们毕竟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度,有着不同的
社会文化背景,致使其在共性中又隐含着质的不同:(1)堂吉诃德生存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文化氛围里,他坚信“自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此幻想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胸襟和抱负,是要通过自己的“长矛”来为人们扫尽眼下障碍的。阿Q生存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明哲保身是世人的必然选
择。他以个人为中心,成天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做“白日梦”。
(2)堂吉诃德和阿Q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长河里,前者偏重未来“良辰好景虚设”,后者则偏重于眼下的境况,即得过且过。
(3)用美国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说,堂吉诃德的幻想是“自我实现需要”的高层次,清楚地体现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取向；阿Q的“幻想”是低级而强烈的需要带有人的动物性和原始欲望,暴露出人在客体改造中表现出的潜在劣势。
二.化解一切不幸武器之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是人的“反抗精神与现实环境的沉重压迫的产
物”,[5](p223)是弱者面对强者时为了求得自我解脱而产生的一种自欺欺人的心理现象。运用这一手法的原因有:(1)无法逃避的时代磨砺。堂吉诃德和阿Q生活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政治、经
济、文化等的不平衡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
(2)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不平衡。堂吉诃德和阿Q都是人,首先得满足人的自然需要,这一需求得到解决后,他门便用长矛或做工去改变自己的际遇,通过与他人或社会的交往来实现自己的存
在价值。即恩格斯:“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
求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追求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绝望的处
境”。⑹(p189)(3)固有文化的毒害。人文主义的代表堂吉诃德和小农经济的代表阿Q,其“自由、平等、博爱”和“仁义、道
德”的文化信条分别烙在他们灵魂的深处。堂吉诃德自我感觉良
好地搭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阿Q不满足于自身的现实处境与人口舌相斗,结果却是受调侃后从容地走向自我的心理平衡。其行为和信条如鲁迅所说:“是斫猪头,吃猪肉而又远庖厨的仁爱,
是遵守契约的信义”。[7](p63)“精神胜利法”是他们性格的核心,是一种心理缺失的补偿,使他们倍受屈辱和创伤的心灵获
得暂时的安慰。
堂吉诃德耽于幻想,荒诞不经地迷恋于骑士小说中的故事虔诚地信奉骑士的信条,但没有骑士的英勇,不能行侠仗义。与之相比，阿Q用精神的食粮自我安慰显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当闲人抓住他的辫子,在墙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后,表面垂头丧气的被打败的他,却又心花怒放地说:“我总算被儿子打了”,于是又心满意足地得胜走了。阿Q这种乐在其中的精神不但维护着仅有的残存的自尊,并化解着生活的不幸和苦难。
二者都把自己当作生活的强者,其实是不堪一击的,精神胜利法只是虚幻的精神补偿。但其精神胜利法又不完全等同,透露出这样的差异:堂吉诃德是积极进取的、坚忍不拔的、锲而不舍的。阿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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